儒工之路，一生献身于中国道路建设之路

他一生致力于中国的道路建设，致力于改善人们的交通出行条件，被誉为“儒工”，他不仅仅是一个工程师，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人情味的人，他修路不仅是为了工作，更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福祉，他更愿意被人们称为“儒工”，因为他认为这个称呼更能体现他的职业精神和人格魅力，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儒家的仁爱思想和工匠精神。

从有记忆起，轰炸机撕裂长空的咆哮、防空洞里的潮湿阴冷，便烙印在赵国通的脑海，构成他对世界最初的认知。

1940年，赵祖康的长子赵国通出生于重庆。正值重庆大轰炸，跟着母亲、姐姐躲防空洞，是赵国通童年常态。彼时赵祖康担任国民政府公路总管理处处长，赵国通对他的印象有些模糊。“空袭警报响起，他就到工作大楼的地下室暂避，母亲则带我们到嘉陵江边的防空洞躲避，我们和父亲是见不上的。”赵国通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赵祖康作为当时主持公路建设的主要领导之一，在艰难情况下，与成千上万公路工人一起，在西北、西南地区兴建了多条战略公路，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三西”公路、滇缅公路。

1949年3月，中国工程师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前在上海合影。从左至右：顾毓瑔、赵祖康、侯德榜、茅以升、恽震。供图/赵国通

“蓝褛开疆”

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国公路建设的重心偏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西北、西南地区因经济发展落后、地理环境复杂，公路建设进展缓慢。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向国民政府建言，须将兵力“深藏腹地”，拖住日寇打持久战。中国西北、西南地区的公路建设被提到国家战略层面。

也是这一年，结束在美留学实习生活的赵祖康被调入全国经济委员会，为公路建设谋篇布局。

1937年11月19日深夜，赵祖康还在进一步谋划如何保障交通顺畅以适应战争军需供应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来者说，战事告急，南京恐要失守，请他即刻转移到大后方。赵祖康只能与家人连夜起锚溯江而去。

“这或许是父亲人生中最难熬的夜晚。”赵国通说。

赵祖康愤懑写下《出都吟》：“曾听慷慨追文史，却看仓皇作秀夫。”殊不知，这仅是他在抗战烽火中万里奔波的序章。长沙、武汉、重庆……他一面安置病弱妻女，一面争分夺秒部署西南公路网。1938年8月，滇缅公路建成通车。

1940年，日寇向宜昌逼近，矛头直指重庆。彼时，主要铁路干线中断，重庆和外界的联系只能靠公路和水运解决。赵祖康收到命令：迅速抢通乐山至西昌的乐西公路，否则以军法论处。

“父亲一生与如此多道路打交道，若说其中最艰险、最沉重的，当数乐西公路。”赵国通说。

乐西公路海拔高差2000多米，蓑衣岭段常年被冰冷雨雾笼罩，盘山工程至为浩大。建设者们不仅要克服设备原始、地形复杂等困难，还要应付土豪劣绅敲诈勒索，稍有不慎，恐生不测之祸。赵祖康在《旧中国公路建设片段回忆》中写道：“富林的‘羊司令’，泸沽的‘邓司令’，都是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对他们应付稍有疏忽，便处处为难。”

险恶环境中，赵祖康与来自川康地区汉、彝、藏等民族的20余万名筑路民工，顶严寒，冒风雪，历时一年有余，抢通525公里的乐西公路，4000余名工人长眠崇山峻岭间。

从此，这525公里成为连接滇缅公路、康印公路的战略公路。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乐西公路转而支撑驼峰航线与中印公路陆空联运。

在乐西公路至险至艰处——蓑衣岭的危崖上，犹可见赵祖康当年所立“蓝褛开疆”石碑。他在《大渡河钢索悬桥落成记》里写道：“（乐西）路垂成，而员工之殉职者有之，病困者有之，父丧不得奔、妻子物故而不得归者亦有之。盖成路之难，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矣。”

“儒工”

赵祖康被人称为“公路泰斗”“道路大王”，与詹天佑、茅以升并称“中国交通工程三杰”，但他并不同意诸如此类的名头。“父亲晚年的回忆文章中，对自己的定义常常是‘一个工程师’或‘从事市政道路工程专业者’。”赵国通说。

或许次女赵国明的评价更称赵祖康心意些——一名儒工。

赵祖康生于1900年，他的成长伴随着近代中国动荡时期——列强侵略、辛亥革命、军阀混战。

1920年炎夏，一份右上角印着大大“？”的杂志出现在松江街头。

这份《问题周刊》是赵祖康与侯绍裘等同学在学校暑假期间创办。赵祖康作为撰稿“主力”之一，在一篇题为《为什么》的白话诗歌中写道：“为什么要磕头？为什么要叫‘老爷’？为什么‘割股疗亲’，叫爹娘吃人肉？……任他天般大芝麻般小的事情，都要问他个为什么。”

“那时的他青春浪漫，有激情、有憧憬，对社会有看法、有批判，然而他什么办法什么出路也找不到，所以这段‘文艺青年’时光只持续了不长时间。”赵国明在一篇文章中如是形容父亲的青年岁月。显然，现实的困境和民族的苦难让赵祖康逐渐意识到，单靠文字难以改变现状。他将精力投入实学，以工程技术为毕生志业。

辗转修路期间，赵祖康重拾纸笔，在家书、日记中留下许多诗句。他目睹荒凉，“草共土黄无一树，村随谷转剩孤烟”；他力行开拓，“男儿识字果何为，放翁工部徒诗客”；他誓以身殉，“久愿风尘殉祖国，宁甘药饵送余生”；他也想家，“涛声欲卷归心去，直下渝洲傍翠楼”……

5天4夜的“代理市长”

赵国通家里，保存着一台老式收音机。这个不起眼的物件，是上海命运转折无声的见证者。

1945年抗战胜利后，赵祖康被任命为上海市工务局局长。他主持《大上海都市计划》起草工作，还与茅以升等规划了越江隧道、跨江大桥等方案。然而随着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严重的通货膨胀令无数构想化为泡影。

1949年初，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政权气息奄奄。赵祖康的内心是忐忑的。

一方面，目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后，赵祖康同样期盼一个崭新的中国。另一方面，他心里没底——自己决不愿意跟国民党出走台湾，但毕竟长期在国民党行政部门工作，留下将会如何？

1949年1月，赵祖康的同事王绳善私下告诉他，听到解放区新华广播电台欢迎上海市政当局的三名官员留下建设新中国，其中点名赵祖康。1月29日，赵祖康在日记里记录：“夜听陕西电台广播。”可以想见，每当夜深时分，他便打开收音机，从夹杂着刺啦杂音的声波中，捕捉来自北方的清晰字句。

2月4日，经好友介绍，赵祖康与中共地下党员王月英（当时化名李敏）见面。“李小姐（李敏）曾多次对他说，形势紧急时，如有机会，可设法把市政府机关接过来，配合解放上海。父亲也没想到，这一天来得竟如此之快。”赵国通说。

5月24日凌晨，赵祖康被急促的电话铃惊醒，被要求立即前往市政府商议要事。市府内一派匆忙景象——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良也在收拾文件装箱，他对赵祖康说：“时局很紧张，我们准备撤退了，托你担任‘代理市长’，以维持市政局面。”尽管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很难接手，经过反复思想斗争，赵祖康还是接受了这一任命。

受命后，他立即控制住警察局，维持社会治安。其间，上海社会秩序基本稳定，电力、自来水等供应持续如常，电车与船舶亦迅速恢复通行。

5月28日，陈毅等人来到汉口路，正式接管上海市政府。赵国通仍保存着父亲当时的日记：“陈毅、曾山、潘汉年、韦悫到市府接收，陈毅（对我）表示好感，我们一定很能合作的。”

“我们一定很能合作的。”几十年后，赵祖康先后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逢人常提起陈毅这句话。他说，陈毅的话出乎至诚，令他永生难忘。

5月30日，赵祖康向陈毅表态，接受安排，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局长。

新生的上海百废待兴，工务局职责繁巨，尤需以有限资源办更多实事。昔日的跑狗场改建成文化广场，高尔夫球场改造为西郊公园，上海的“龙须沟”成为工人新村……赵祖康感到有前所未有的干劲。

在赵国通的印象里，父亲务实、低调，日记本记录的几乎都是工作。他常听到父亲回家跟母亲说：“共产党就是不一样！”他看得出，父亲是高兴的。

1951年，赵祖康加入民革，先后任民革第三、第四届中央委员，第五、第六届中央副主席等。他还亲自主持领导民革上海市委会的对台工作，直到晚年，争取祖国和平统一，仍是他念兹在兹的大事。

几十年间，赵祖康的跨江大桥等构想陆续付诸实践。1991年12月1日，一桥飞架黄浦江，南浦大桥正式通车。91岁的赵祖康坐着轮椅，被家人推上大桥。江水滔滔，江风拂过老人沉静的面容。眼前贯通两岸的壮景，正是他一生求索“工程救国”的圆满回声。

杂志标题：“儒工”赵祖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