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宁公主剧里剧外反差好大，从配角到主角，国产剧里的疯女人为何越来越多？

这两年国产剧里的“疯女人”越来越多。

《长夜漫漫》中，堕落的叶冰裳大开杀戒，害死了自己的祖母；《芙蓉楼》中，为爱痴狂的焦丽乔一心想做天下第一，让狄飞生做“天下第一女人的男人”。最近两部热播剧中的“疯女人”更是“疯”到极致。《摩玉云笺》中，性情古怪的万宁公主，一边纵情声色，一边干涉朝政；《庆余年2》中，自以为美貌才华无双的李云睿再次上线，用最温柔的语气，下达最狠的命令。

“疯女人”已不再只是国产剧中的配角，最近热播的《玫瑰故事》就将一个女人变成“疯女人”的过程，具体、完整地呈现出来。美丽、聪明、受人尊敬的都市女性黄一梅，在爱情中逐渐歇斯底里，酗酒发疯，砸毁男友庄国栋住所。

《玫瑰的故事》（来源：微博）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主角还是配角，“疯癫”开始成为故事中女性的主要情绪状态。面对这种剧烈的人物状态转变，观众不仅没有表现出反感和抵制，反而表现出了极其宽容的接受态度，甚至给“疯女人”冠上了“疯美人”的称号。

这一名称变化的背后，其实隐含着大众对于“疯女人”认知的潜在反转，而这种社会情绪的转变，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了创作者对于“疯女人”的叙事探索。从金庸、古龙早期武侠世界中的梅超风、石观音等纯粹的反面反派，到如今叶冰霜、李云睿等复杂的人物形象，让“疯女人”有了更多的表达空间。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这样的“疯女人”大量出现时，是否会把女性推入更加狭窄的陷阱?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将浮出水面：她们的疯狂从何而来?

当女人开始疯狂时

在世俗意义上，大众往往将“疯女人”定义为情绪失控的女性，并简单将其归结为女性的脆弱。然而，在女性主义作品《阁楼上的疯女人》中，对“疯女人”这一角色有着本质性的思考，即面目狰狞、歇斯底里的女性。她们的“疯狂”更多的是遭受社会压迫后的应激反应。

《简爱》中阁楼里的疯女人伯莎·梅森（来源：豆瓣）

“疯女人”的“疯狂”并非是一时情绪的宣泄，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疯狂”更多来自于她们对规则的根本质疑，以及基于此的彻底反击。

《月光》中饱受婚生子与私生子偏见之苦的叶冰裳，高呼“错的不是我，是这个世界”；《雨过天晴》中，自幼被送去当人质的万宁公主，在饱受折磨后心态大变，享受权力带来的感觉，面对爱人沈玉容，一边爱着一边骂他，“我就喜欢看你在我面前隐忍的样子。”

可以说，《疯女人》打破了大众长期以来对女性温顺、善良的认知，也正因如此，女性的疯狂更具有一种特殊的震撼感和恐惧感，这种反差带来了足够的戏剧冲突，也折射出值得深思的社会弊病。

细数国产剧中“疯女人”的形象，发现绝大部分都是以古代为背景的。《白蛇传》里的敖存信、《小鱼儿与花无缺》里的江玉燕、《后宫佳人》里的聂神儿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们并非“生来坏”，而是用“疯”来保护自己，抵挡爱情的失意和命运的落魄。

《楚乔传》中的元淳就是最鲜明的例子，在爱人逃婚，又遭到燕北军的侮辱之后，她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善良朴实的价值观被彻底颠覆，开始变得冷酷果断。在封建制度下的国仇家恨中，女性往往是最脆弱的群体，也正因如此，她们所遭受的伤害也更为严重和残酷。因此，成为“疯妇”是古代命运多舛的女性必然的命运。

古代背景更容易呈现被三从四德束缚的女性处境，但在现代剧中，受制于文明社会的背景，“疯癫”的呈现却转化成了另一种形式，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存在于家庭之中。

《都挺好》里的苏明玉抛弃重男轻女的家庭，被父母兄弟指责心狠手辣；《烟花家族》里的李翊瑾挣脱母亲的控制，执意要和男朋友复合，被母亲指责为“疯子”。她们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却因为背离了家庭的传统纪律而被扣上“疯子”的帽子。

《都挺好》中的苏明玉（姚晨饰演）和《烟花的人》中的李艺瑾（马思纯饰演）（来源：豆瓣）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欢乐颂》中樊胜美饰演的母亲、《家有儿女》中房似锦饰演的母亲等令人窒息的母亲，成为了舆论场上热议的“疯女人”。家庭关系中的女性，无论地位高低，都被时代的标准所困，因此被贴上“疯女人”的标签，她们只是夹在旧有传统要求与新兴女性观念之间的一群迷茫女性。

可以看出，无论女性处于哪个时期，她们“疯狂”的背后都是她们主体性的消失：她们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在被“驯服”与“被绞死”之间，她们选择了疯狂。

为何我只能看到“疯女人”？

一般来说，“疯癫”的成因有两种：一是天性下的反叛，二是被压迫后的反抗。前者是先天的病理症状，后者则是后天的社会压迫所塑造的。但在压迫面前，应该只有阶级的差异，而不是性别的差异。

然而，我们总是乐于讨论“疯狂的女人”，却很少谈论“疯狂的男人”。

《宁安如梦》中的谢巍、《长月金明》中的谭泰瑾、《长相思》中的宣萱，都因身世磨难而变得果断冷血，被世俗定义为“疯子”。但因为世俗要求男人坚韧不拔，他们的“疯”被包装美化成一种英雄主义，他们的疯狂行为是野心和能力的体现，再被美化成霸道总裁的苏感。

“苦果也是果”、“我想和你在一起一辈子难道是错吗？”这些台词背后的疯狂被“玛丽苏”包装成爱情，也让男人的疯狂难以察觉。

此外，男性比女性更容易逃脱“疯子”的标签。传统社会对两性的完美要求不同，男性被财富、权势、名利所束缚，女性被贞洁所束缚。失势的男性陨落后，只需要重新开始，证明自己的能力被人鄙视，便能重新走上男权体制下的正轨，他们本身并没有背离这一价值体系。

女性在失去贞操之后的重建就更加困难了，因为她们在社会上已经死亡，很难再回到社会评价体系中去。她们被遗弃在传统价值体系之外，所以她们只能通过“疯癫”来重建新的价值体系，从而与自己和解。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价值体系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女性获得了自身地位的特权。这种地位的转变往往使得女性的复仇更具有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质上，“疯女人”的“疯狂”更多的是在复仇中捍卫自己的主体性，通过“疯狂”完成一种自我秩序的重构。《月光如水》中叶冰裳的真诚和善良被践踏，后来她才明白“这世上，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值得我爱”；《梦中情缘》中的吴欢从小地位低下，看到了女性依赖的无用和徒劳，很早就意识到“男人靠不住，只能靠自己”。

比如韩剧《黑暗荣耀》就是一部典型的在东亚地区受到广泛关注的女性复仇剧，不仅因为它营造的快感，更因为它拆解了文东恩和朴妍珍“疯狂”的原因，见证了他们在复仇中的第二次社会成长。文东恩学会与破碎的自我重建亲密关系，朴妍珍也为自己的放纵付出代价。

《黑暗荣耀》剧照（来源：豆瓣）

可见，“疯女人”的“疯”，并不一定意味着将情绪极端外化、声嘶力竭地尖叫，或是面目狰狞。这种“疯”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颠覆，是对男权体系的挑衅，开辟一个女性独有的世界，制定新的生存规则。

这一人物内核所具有的前卫性，本质上与当今舆论场所期待的独立女性精神是相符的，也正因如此，“疯女人”的定义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

“疯女人”的变迁

在国产剧中，“疯女人”的形象早已存在。

《大宅门》里的杨九红，被白景琪看中，从青楼第一妓女成为白家二妾，却因妓女身份遭到府中排挤，最终疯掉。《情深深雨蒙蒙》里的柯云，在陆尔豪离她而去，孩子病死后，也陷入疯狂。此外，宫墙内还有更多的“疯女人”，在皇权与男权的双重压力下，她们不得不用极端的女性竞争来获得生存空间。

可以说，早期影视剧中的“疯女人”大多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她们面对不公而无能为力，完全是作为弱小的“怨妇”而存在。

虽然这种毫无还手之力的疯狂真实地呈现了当时背景下女性的处境，但随着社会思潮的变化，如今观众更希望看到主动反抗的女性。《小鱼儿与花》中反派角色江玉燕的死灰复燃，暗暗满足了这种期待。

作为一个挣脱了规范束缚的“疯女人”，江玉燕对欲望的表达更为直接，她不顾一切地索要花无缺，拼尽全力地将他抢走，“我只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为了我的野心，我能付出多少。”在这样的角色中，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女主角鲜明而丰富的“自我”。

这种社会思想的转变，也进一步影响了创作者对女性人物的塑造。创作者开始将女性对自身价值的追求、直面人性欲望的一面融入到“疯女人”的疯狂之中。比如《芙蓉塔》中的焦丽翘，对武林高手狄飞生的崇拜中，就带有强烈的权力崇拜。她原本是想推举狄飞生为天下第一，但因为狄飞生退让，焦丽翘决定自己登上武林高手的宝座。

从一开始的被动接受，到主动释放，“疯女人”的主体性在国产剧中开始更加清晰地呈现。

尤其是在新时代“疯女人”的世界观中，爱情不再占据首要地位，而更多的是一种次要的慰藉需要。由于传统的情感关系在旧社会价值体系中仍然存在，一套以女性占据主体地位的情感模式尚未建立。因此，为了保证主体性的稳定性，“去情去爱”成为“疯女人”处理情感的常用手段。

可以看出，“疯女人”的价值探索与身份确立，在一定程度上正在不断丰富和完成女性人物形象，赋予疯癫更多的叙事维度，其实也在突破世俗定义下“疯女人”的负面标签，以及常规既定的女性身份认知。

但女性疯癫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女性野心，毕竟女性在男权体系中依然遭受压迫，这一社会困境仍需要更广阔的叙事空间去讲述。如果我们一味沉浸在“疯癫”带来的戏剧冲突中，那么“疯女”很快就会成为又一个消费热词。

消费也意味着消费，火爆也意味着时间的流逝。突然开始成为热门人物标签的“疯女人”固然引发了大众对女性处境、女性欲望的理解的讨论，但其内核、与社会的关联性仍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否则，无论“疯女人”有多强、多凶，也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如果不能重塑内心，她就会像过去那些火爆的女性人物性格一样，成为被快速迭代的“营销密码”和娱乐消费型人物。

而国产剧中的女性角色也将再一次失去有意义讨论的机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DomoreDumou”（ID：DomoreDumou），作者：DomoreDumou编辑部，经授权36氪发布。